ере......》
我爱пере......
黑马
大家在童年时应该都做过无数星光灿烂的梦：歌星，运动员，军官，科学家，宇航员，但绝少有翻译家这个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除非是出身世家，否则我们甚至不知道翻译还能是个当饭碗的职业，翻好了也能叫“家”。做翻译多是大学毕业工作后的选择和爱好，有时是无奈的选择。也有时先是权宜之计而后竟成就了终生的事业，因此是一种理性、智慧和个人际遇的综合选择，当然也有不少人选择了做翻译家但壮志未酬。而真正成了“家”也少有以此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多是大学教师和文学研究者的第二职业。因此翻译家们大多心态平和，处世澹泊，仅与自己所翻译的外国作者保持心灵的沟通，殚精竭虑于用最恰当的中文传达原作的神韵和意思并致力于通过写作译者前言和研究文章来普及和诠释作家作品。所以你能看到咄咄逼人、狂放不羁的作家和诗人，但从来看不到这样的翻译家，因为他们内心十分平静谦卑，仅仅是把翻译当作一项介于学术和文学之间的严肃事情来做而已，并不认为头顶上那个“家”又多少光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自己翻译的好，成就大多归功于原作者，如果翻译得不好，则是自己失职。任何一个明智的翻译家都会这么想，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椟以珠贵”，那仅仅是指自己的译文得到的待遇，译者自己万不可挟珠自重。
就我所知，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最有代表性的杰出翻译家是萧乾和赵萝蕤。萧乾自幼习英文，又留学剑桥，是著名作家和战地记者，著述颇丰，但只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创作权利才开始在当编辑之余开始了翻译生涯，聊作文学。二十年后他得到了平反，又投身到文学创作中去了。他的口号是“能写就不译”。即使是后来他承担翻译名著《尤利西斯》的任务也是为了帮助妻子，其实是第二译者，第一稿基本上是文洁若先生完成的。赵萝蕤教授是我国早期少有的留美文学博士，但她一直以创作诗歌为己任，职业是教授英国文学，是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清华读硕士时受导师之托翻译过艾略特的《荒原》，但号称根本不热爱这位大诗人，只是为了完成导师给的任务，那导师名气非常人可比，是后来当了民国外交部长的叶公超教授。后来她在芝加哥大学靠研究亨利•詹姆斯得了稀有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但又号称并不怎么喜欢詹姆斯，嫌他的文体冗长罗嗦，用赵的话说就是“大从句套小从句”套个没完。她喜欢简洁有力的句子，因此爱诗，最珍爱的是自己写的诗，要做诗人。只因为全部诗稿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野蛮烧毁，其创作欲望也随之消弭，晚年才开始翻译惠特曼的诗集，以此代替自己未能实现的诗人理想，未成想因此誉满全球。
他们两位可以说都是在八十多岁上因为翻译了外国大师的名作而真正声名远播的。在他们成功的巅峰时刻，我有幸采访了他们，是把他们当作顶级翻译家顶礼膜拜的，但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接受了我的采访，但他们都很理智地表示当翻译家不是自己的首选理想，翻译家只要两种语言俱佳并有奉献精神就可以做好。我本是期盼他们慷慨激昂地道一番翻译艺术的高见或精辟地传授他们高超的翻译技巧和心得，未成想他们如此平平淡淡地打发了我。
这种澹定，这种并非出自“谦虚”的真诚道白，是他们从人生的终极意义上对自己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客观表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赵老太太在巨大的煤炉边（她那时住的是美术馆后街的祖宅，是平房，没暖气）悠悠然说她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的情景，真是大家和大家闺秀啊，这世界不知道能入她法眼的都有什么，或人或文；还记得萧乾无所谓地沙哑着嗓子用英语说：“Whenever
I can write， I don‘t
tralate。”（我是做一个英文专题片，用摄相机拍下了萧乾晚年说英文的场景。如果我早几年做电视记者，就能拍下更多的老翻译家，如冯亦代当年晚年发力时的听风楼书房。可惜，我采访了近50个名人，只拍了萧和赵的活动画面）。
但他们的际遇和经历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作一个优秀的翻译家，看似无心插柳柳成荫，可绝非易事。一个人的语言知识、文学修养和人生历练都达到了萧乾和赵萝蕤先生那样的水平和境界，做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就水到渠成了。立志做翻译家的人都要有这种“业余”的“专业”精神和思想准备。我想这就是我们国家极少有职业文学翻译家优秀译品却也不鲜见的缘故吧，因为好的译文来自这种“综合实力”的背景，事实上这种背景似乎也是必须。
说到不才自身的体验，或许对在文学翻译这个领域里“白手起家”的清寒学子更有分享的共性意义，也有惨痛的教训。作为“文革”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小城市普通职员的子弟，我这种back
street
boy从小不可能有谁对我说翻译家这个词。最早知道什么是翻译是看《小兵张嘎》的
电影，及很多抗日题材的电影，那上面的翻译基本都是肥胖奴颜形象。因此对“翻译官”反倒没什么好印象。
那时小学没有外语课，文化课也学得差强人意，倒是经常念《语录》，学习报纸社论等等。混到毕业继续上中学，听说中学里要念外语，是什么外语根本不在乎。那个年代中国和“美帝”“苏修”为敌，我们的理想是长大后去当兵解放这些国家里“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学他们的语言是为了将来打败他们，进攻到他们国家时能用他们的语言喊“缴不杀，优待俘虏”。等1973年上了中学，被告知我那个班学俄语，别的班学英语，家里有知识背景的孩子就不干，就转到“英语班”去了，可我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唯一明白的是，将来我可能参加解放军去黑龙江跟苏修去打仗，用俄语向他们喊话让他们投降。当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我可能跟着去攻克莫斯科。攻克华盛顿的任务就让英语班的同学去干吧，但那要跨海，太远了，不如攻克莫斯科容易。而且因为从小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觉得能去解放苏联的人民似乎意义更大。
幸运的是我的俄语老师曾是中央哪个部委的翻译，因为被打成“右派”才给发配来中学教俄语的，据说他的俄语是这个城市中学老师里的头牌，虽然是“摘帽右派”，但其人仪表堂堂，丝毫没有一些当了右派的人那种畏首畏尾的表情。跟这样的人读俄文，让我感到很享受，念得好，经常受表扬，还让我帮着改同学的俄语造句，那时多大的光荣！所以我学起俄语来很投入。课堂上“翻译”二字会出现，但都是老师让大家把俄文句子“翻译成”中文或中文“翻译成”俄文时下的命令而已。终于有一天附近的河北大学俄语系的大学生来我们中学实习，业余时间和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到未来，有人用俄语对我说你将来可以当翻译。这让我想起，我的老师就曾经是中央部委的翻译，外语念好了，可以把翻译当成一种工作。那是我第一次明白翻译和当什么干部、教师、售货员一样是一种工作，靠它拿工资，而且生活很风光，干得好就可以跟着领导满世界跑，干得一般也能进旅游局当导游。
但翻译和家却一直没有联系起来。不过我心里似乎一直响着“翻译”这个俄文词переводить，我特别喜欢其带着颤音的前缀“别列”（пере），就是穿过、越过的意思。翻译就是在语言间穿越和飞跃的工作，而且这个пере让我想起俗语中的“别过来”，就是把东西扭动方向弄直的意思，就牢牢地记住了翻译这个词的俄文发音。
但我考大学时并没有想读外语，而是以为上了中文系就能当作家了，所以报考的中文系。1977年的高考，非外语类考生都不用考外语。如果我不考外语专业，就可以偷懒少复习一门课程。但我的俄语老师觉得我放弃俄语既是浪费也是少了一个被录取的机遇，就苦口婆心劝我第二志愿一定要报个外语（那年只有三个志愿）。这就意味着我要比大多数人多考一门功课，但也多一条路。我就听了他的话。结果是我被英语专业录取了。虽然这个结果令我懵懂，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结果，因为我没有勇气第二年再考。似乎有的老师为了安慰我，说过：当不了作家，你还可以将来当翻译家。或许这也是我把自己的未来与翻译家联系在一起的开始。
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树立当翻译家的理想，还是觉得那个理想离我太远，似乎那是著名大学里的教授才能做的事，我仅仅是一个省大学的英语学生而已。
后来读研究生，我要选一个外国作家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但学位统称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这个学位仅仅是走进社会工作的敲门砖，很少有人工作后还继续从事硕士阶段的研究，大都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也有从事其他工作的。一般转行的都飞黄腾达了，尤其是从事外事、旅游、外贸工作的，官至部级甚至更高者有之，发大财者有之，在高校和研究单位成为名教授者更不鲜见。
但我是个例外，不仅没有放弃硕士阶段的研究，还变本加厉地深入了进去。我坚信，要在劳伦斯研究上立住脚，我首要的是拿出几个他的作品中译本，翻译是最好的研读。于是我就这样有目的地翻译了很多劳伦斯作品，同时也做些基本的研究工作。不知不觉中，我把翻译劳伦斯定位为我的主业了，因为我开始感到了沉溺其中的快乐，感到是自己在用中文重写劳伦斯的书，我在做劳伦斯做不了的事，我在替劳伦斯当翻译的同时逐渐被称为“家”了，既被称为“劳伦斯专家”，也被称为“翻译家”。
但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大多以为我是在大学或研究所从事专业的劳伦斯翻译和研究，其实不然，我仅仅是文学圈外的散兵游勇，我赖以生存的“事由”先是出版社的编辑，后是事业单位的英文翻译，依旧是布衣平民。至于“翻译家”和“作家”的称号，也是出版社出版我的作品时写简介时写上去的，因为不赠给我这样的雅号我就一无是处。我是靠几百万字的作品堆出来的翻译家和作家，我想就说自己是个“劳伦斯译者”和“作者”，但这称号不登大雅，也影响作品销路，就恬不知耻地接受了“家”的称号。这个家在英文里不过表示从事某种事由之人的那个小后缀如-er，-or，在中文语境里就是“者”，要由者成“家”是需要有质有量的作品支撑的，但谁都愿意买一个“家”的书，而不买“者”的书。其实我这个“家”甚至没有去申请参加翻译家协会和作家协会，我“不在”任何组织，没有任何社会身份，仅仅是个文学的自然人而已。
这个特色取决于我自己的境遇和价值观，取决于自己与现实的妥协与平衡。也就是爱好与谋生之间的平衡。我读过的两个大学即河北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都不是重点大学，如果我要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斩获，我必须考取一个博士学位，当然最好是重点大学的博士学位，让自己“脱颖”，然后再谈其它。但我从小的志向是从事文学创作，写小说曾占据了我的大量时间，不能花时间去备考博士生，也怕根本考不上。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时就幻想着自己就是巴金，一边写《家》和翻译赫尔岑，一边给文学青年萧乾们当伯乐。结果当然是自己成不了巴金，更发现不了萧乾，写了本《混在北京》的长篇小说就落荒而逃，离开被人们以为是小说原型的那家出版社，干起中译英来，有个踏实的饭碗，业余圆自己的巴金之梦吧。
我的文学专长当然还是硕士阶段的劳伦斯作品研究，我庆幸自己误打误撞在茫茫如海的世界名家中遇上了我最钟情的一个英国作家，翻译他的作品不是为稻粮谋，而是出于热爱，但最终又歪打正着在出版方面获得了自己的market
niche(中文叫市场份额，听着俗，就喜欢用英文，因为不是母语，俗也不觉得俗了)。与劳伦斯作品的相遇，现在想起来简直就如同一场艳遇。我在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年的一篇读书回忆文章里写道：“我读了劳伦斯小说《菊香》，被这个仍然被国内理论界称为是“颓废资产阶级”的作家的清新文风所触动。同样是写我稔熟的劳动人民生活，劳伦斯小说和我们从小读的《红旗谱》、《桐柏英雄》等等实在是大相径庭。这样的作家太值得我们重新发现和研究了，而且我们应该为他“平反昭雪”，在中国普及这样的优秀作家（那个时候哪里知道，劳伦斯早就被国际学界认定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了）。毕业时上了研究生，选定硕士论文方向时自然地选择了劳伦斯。是劳伦斯这个跨越写实、现代和后现代三阶段的作家让我找到了文学研究的支点，找到了一根最适合我的文学支柱，让我得以一边翻译，一边研究，一边从事自己的小说写作，不时地与新潮理论相切，感到自己在“与时俱进”，同时依然在内心深处恪守着一份淳厚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
于是研究生毕业后这28年我就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忙碌着，我称之为我的“这口大烟”。而且在劳伦斯翻译方面越陷越深，因为任何个体作家研究都是要靠对原文的“细读”作基础的，我的翻译和为了翻译而做的研究就为我在劳伦斯研究方面获得了某些话语权，被一些同行当成了“专家”，其实仅仅是资料积累的多而已，有时一个最新的资料能某个人论文中的论点，所谓专家往往就是这样炼成。但真正的专家应该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人，这方面我自惭形秽，因此是只专不家。我在1993年出版的《混在北京》里早就借小说人物之口自我讽刺了一番：“这种专家不难当，只要有恒心，搭日子就成。”我并不想也做不到呕心沥血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框架，我的乐趣在于语言的把玩，“一名之立，月旬踟蹰”，用最好的中文体现劳伦斯的作品风韵，这个体现过程也揉进我的创作激情，为我的写作打着最扎实的语言基础--我还没有忘记我与世界的最初约定：我还是要写小说的。
说到此，我的选择完全是我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一点不值得毫无背景的穷学子骄傲和效仿，仅仅是一个非重点大学的小硕士生、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为自己的文学激情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文学空间而已。但这个选择是要付出现实利益代价的，如我在接受杂志采访时所说的：“现在大多亲友关心的并不是你翻译了什么，而是你是不是当了官或挣了大钱，房子车子票子，子女工作如何之类特别实际的问题。如果你在那些方面没有出人头地，人家自然不会关心你文学做的如何。所以我是生活在这些俗事中的，和他们从来不谈文学翻译，那样会显得很书呆子，也是对牛弹琴。真正可以聊的反倒是同好们和有关的出版、媒体人士。做文学翻译，你必须要承受得住实际生活中亲友和故交及进取的同事们对你的忽略甚至轻蔑，因为你在生活中很木讷，仙风道骨的不可理喻，也不能帮人家什么忙如给人家孩子找工作和上好学校，帮人家企业公关或偷税漏税等。但你自己要自觉，别太强调自己的翻译家形象，人家说你没混好也别受伤，那样反倒格格不入。但自己内心要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坚持自己的梦想，没有白日梦的人是可怜的人，据说白日冥想还能治狂躁症，益寿延年。”我也想过进研究机构当专业研究人员，但此事因为我没有博士学位又不敢人到中年去考博士而告终。后来别人告诉我，即使我进了大学或研究机构，我也不可能专业做劳伦斯，在那种地方我必须做“全能”的事情，劳伦斯仅仅是研究内容之一。既然如此，我就靠从事基本的英文翻译养活自己进而去“养”我的爱好，何必人到中年了为个正规学术身份伤筋动骨呢？我为什么不能一介布衣地做文学呢？
在学术圈子外做学问、做翻译，在文学圈子外写作文学作品，我选择了一条孤独、自我放逐的路，但我自由，我不用仅仅为升迁而做不喜欢做的论文，不用为名利写不是发自本能而写的作品。比如，我在英国一年，回来写的却是一本劳伦斯故乡行的散文和一本英伦印象随笔，这样的作品是不能用来评高级职称涨工资涨分房面积的。我深陷劳伦斯作品中，但我谢绝写一本劳伦斯评传的学术专著，却要写一本《劳伦斯作品花语考》。这样的自由必然伴随的是孤独，是局外人的孤独，但我既然选择到了今日，也就没有必要再改变，每当我孤独时，我就想我有不少国内喜爱劳伦斯作品的同胞在关注我，鼓励我，他们是我的知音，我可以骄傲地告诉英国的劳伦斯研究者们，我翻译的劳伦斯作品在不断地出版、修订再版，还在出中英对照版和台湾繁体字版。我相信我和我的同胞在做世界各地的劳伦斯研究翻译者无法做到的事情，因为中国读者众多，华文读者遍布世界，而在华文世界里劳伦斯尚在朝阳期，这个阶段让我赶上了，仅仅由于当年没考上中文系而被外文系接住，仅仅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偶然与劳伦斯作品相遇。因此我在懵懂之中成了“翻译”，再成“家”，但还是个圈外人而且文学翻译收入不是我主要的生活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一事无成，毫无可取之处。这个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很多想从事翻译并成家的布衣青年借鉴和反思。
但我如今做起翻译来，心里还会响起这样的声音:我喜欢пере......而且，我还没有辜负自己跟老师学习过的那点俄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我选择俄语为我的第二外语修得几个学分），写论文时自觉查阅俄文资料，发现了俄国人写的有关劳伦斯的论文，觉得在1980年代对中国的劳伦斯研究有借鉴意义，就毅然查着词典把这篇两万字的俄文论文翻译成了中文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了，是国内第一篇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劳伦斯论文。
另外，“翻译”本身也很厚爱我：我自己出版的长篇小说《混在北京》甫一问世，即被哥廷根大学一位汉学教授看到并组织翻译成德文在法兰克福出版，随后我的第二本小说《孽缘千里》也出了德文版。为此我要经常回答德国翻译者的很多问题，解释我的写作思路和遣词造句因由，因为德国人的英语一般都很好，有时我干脆用英文解释一些字典里没有的方言俚语和俗语，这样的讨论真成了译者之间的研讨会了，我们是同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要感谢翻译，感谢пере......我是翻译的实践者，也是翻译的受益者，翻译造就了我的现在，没有翻译就没有精神的我，而没有精神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让我们пере......吧！
